文人为何对紫砂壶一见倾心

从明朝皇帝朱元璋下诏（洪武24 年即1391年）废止团茶兴散茶，到1597年许次纾写成《茶疏》的200年间，煮茶法、煎茶法和泡茶法并行。茶壶，前一百年用金银锡瓷壶，后一百年以金银锡瓷壶为主，紫砂壶初兴，并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接受。这是当时茶文化中茶事与茶具的基本状况。

许次纾的《茶疏》是对人们试用紫砂壶，并与其他茶壶功能作比较的终结；陈继儒建议“变大壶为小壶”既是文人对紫砂功能的认识，又是对紫砂壶“又大又不雅”形制不满的写真。许次纾反映了认识的结果，陈继儒则代表了对紫砂升华的呼唤。

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我们感到有个谜没有解决，那就是文人士大夫为什么愿意试一试这“土里土气”的紫砂壶？

紫砂壶属于陶器的范畴。陶器与瓷器相比，陶器为祖宗，瓷器是后生。瓷器后来居上，到明代瓷器已至登堂入室的境界，而陶器则沦落为只能做点缸缸盆盆日用品，不登大雅之堂的杂件。明正德年间，紫砂问世不久，也只是陶器杂件里的“丑小鸭”。

从太监吴经以紫砂壶陪葬到著名画家文征明、仇英、王问等的画上看，一些达官贵人、文人画家，倒还很喜欢用那“又大又不雅”的土里土气的紫砂壶。

一边是金银锡瓷壶满堂，一边是土里土气的紫砂壶，文人士大夫手握着金碧辉煌的好茶壶，为何又愿意试一试、用一用这“丑小鸭”？ 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见到史家对此的评说。也许它不值得一说，也许人们沉浸于金沙寺僧、供春一问世即是国手，其作品即是名作，一出手就受人们，尤其是受文人喜欢的光环里。但我们以为这是必须破译的历史之谜，以今可以知古。当下，任何新产品的推广、应用，让人们能试上一试、用上一用，是第一要义。紫砂壶亦然，喜欢用是在认识紫砂壶有宜茶性的基础上的，认识其宜茶性的功能价值是从愿意试用开始的。而且对新生事物认识的越深，越有利于对新产品的喜爱、推广。不试用、不认识，其他的都谈不上，何况是对已沦为民间不登大雅之堂的“陶器杂件”？ 那时的文人士大夫是比较富裕的，他们有经济条件买金银锡瓷的茶壶，而礼贤下士愿意试用一下那“杂品店”与缸缸盆盆、茶叶罐罐为伍的紫砂陶壶，我们认为有明代的三个历史原因。

原因一、明代的经济发展使工艺美术品的质量空前提高，产生了历史性的“重近不重古”的现象。中国自古是“厚古薄今”。明代的中晚期中国的工艺美术进入一个辉煌时期。工艺美术不仅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的生产与科技的水平。明代的官营与民营工艺水平的发展，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重近不重古”的现象。明人沈德符在《敝帚斋余谈》中写到：“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见《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第15卷之525页）这是写入中国正史鸿篇巨制中的文献。

原因二、明代的市场经济的兴盛，促进了社会的创新意识，推动了新产品的不断涌现，也催发了人们求新、求异、求个性的观念，这也是“重近不重古”观念具体的社会体现。古今同理，看看今天人们买东西的观念、行动，便可知对社会新生事物很敏感的文人，在明代紫砂壶问世时，试一试、用一用，是一个很正常的市场行为。若以今天人们回归自然的心理，市场丰富了，反倒想猎奇吃点农家菜、民间菜一样，明代文人士大夫用惯了金银锡瓷壶，偶尔用一用那“土里土气”的陶壶，岂不是很自然的事！

原因三、明正德年间，江南文人画的吴门画派兴起，逐渐成为时代的画风。宋元时文人画已成气候，但明王朝一建立就实行文化专制管理，创办国家画院，抑制文人画风。明代的院体画到成化、弘治的时候，可谓达到了顶峰。明宪宗、孝宗父子也都长于绘事。物极必反，到此时明代的院体画也开始走向了衰落。（见《中国通史》第15卷（520——525页）

随着历史的脚步，文人画又绿江南岸。明代文人追求笔墨功夫、强调形式、重墨轻色、乐于书斋生活等审美追求，与紫砂自身的审美趣味不谋而合，不仅是文人试用紫砂壶美学上的动因，也是以后文人喜爱紫砂审美追求的基因。

任何有社会意义事物的出现，都是那时社会诸多因素促成的。明代的文人愿意试一试、用一用刚问世的土里土气、大而不雅的紫砂壶也是这样。

许次纾的《茶疏》是人们对壶试用、对比、鉴别的终结；陈继儒“变大壶为小壶”的建议代表着文人对紫砂壶在“满足基本功能”上艺术升华的呼唤！正是有了明代文人的一试一用，才有了对紫砂壶功能的美学的价值的认识，才有了文人对紫砂壶升华的呼唤，才有了时大彬潜能的生辉。

紫砂壶除了走文人路线，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子哦——紫砂三种路线_平民、文人、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