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壶和文人壶

在梳理紫砂老壶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紫砂壶艺传承的基本轨迹，那就是日用壶和文人壶，这两者并行发展似乎贯穿于600年的紫砂史。

请看紫砂壶艺发展简史：

紫砂茶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陶人茶壶、供春壶式、大彬“文意壶”和陈用卿、陈鸣远、陈曼生的“文人壶”。前两者属于“日用茶壶”，后两者是“文人雅玩”。从朱元璋废团茶的1391年到1597年许次纾写作《茶疏》，紫砂壶艺作品基本是“纯粹陶人壶”主宰着。这段历史又可分为两段，一是1391年到1508年，可以说是“供春壶式”前期。这个时期的紫砂茶壶的标准器是羊角山的“六方壶”和明代吴经墓出土的“吴经壶”。

“吴经壶”据徐鳌润先生考证是吴仕的父亲吴伦请陶工制作的，最多是监制的。其壶和画家王问画上的壶，极为相似，说明这“陶工”制作的壶式已颇为流行。 羊角山出土的“六方壶”，远早于“吴经壶”，那更是“纯粹”陶人的作品。

对于羊角山出土的作品，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先生明确指出二点：一，它们是明代初期生产的紫砂陶器，二，六方壶是宜兴地区人们喜欢的款式。我们由此找到时大彬制作的“六方壶”，比陈辰制作的“四方壶”早几十年的原因，并写作了“六方壶何以早于四方壶？”的短文。

这一段历史很清晰是宜兴陶人创造紫砂茶壶的时期，其基本特点是没有文人参与，二是其形制大，且造型单调，不方就圆，三是以煮茶、烧水为主，煎茶、煮茶、泡茶都能用。从“一器多用”到“专器专用”经历了悠久的岁月。

据徐鳌润先生考证1508年宜兴解元吴仕，像陈曼生设计“十八式”一样，设计了“供春壶式”，请陶工生产“样板壶”，以促进、推广泡茶法。到1640年明朝末年，文震亨评价“供春壶式”也是“大而不雅”，时大彬壶又太小，主张能盛水480毫升的壶为最好。

由此可知，吴仕设计、组织陶工制作的“供春壶式”壶，虽不同于其父吴伦喜欢的煮茶、烧水兼用的紫砂壶，属于文人设计的紫砂茶壶，仍属于“大而不雅”的“日用茶壶“的范畴。
时大彬将“日用茶壶”提升为“文人雅玩”，但并没有阻止，也不可能阻止“日用茶壶”的制作。其代表人物是与时大彬同时代的邵盖。邵盖（明万历4年至崇祯9年即1576——1636年），走的与时大彬不同的创作之路，自树规模，并有“邵家壶”之誉（见《紫砂壶全书》180页）。

从邵盖的传世作品看，属于形制比较大的“日用茶壶”。其后，紫砂界又相继推出了“四大一小”的日用茶壶，四大是洋桶壶、大龙蛋壶、寿星壶和蛋包壶，一小是适应“功夫茶”的“孟臣壶”。

陶人、陶工创造出紫砂日用茶壶。从陶人自己创作的，到吴仕等文人设计的基本特点是从“大而不雅”到“大而有味’”，从丰富多彩到浓缩为“四大一小”。

从日用茶壶提升为“文人雅玩”，由“文意壶”到“文人壶”，则是时大彬开辟的另一条路。1597年前后，时大彬结识了陈继儒，确立了为文人书房服务的创作之路，由大壶变为小壶，由品种单纯到三大门类齐全，再到陈用卿、陈鸣远、陈曼生的对紫砂壶艺术品格的完善、升华，终成为“文人壶”。

由于饮茶习俗、生产能力等历史因素，作为“四大 一小”的日用茶壶，还只是在江南、福建、广东等地作区域性传播，而“文人壶”作为象牙塔的珍品，基本置于文人士大夫的家中，很少在社会上流通。

而从民国初期到1937年短短的20余年间，“日用茶壶”的“四大一小”都走出了原有的空间，“文人壶”更是走出了象牙塔，登上了寻常百姓家。

到了盛世的今天，以“文人壶”为基本形制，更是得到空前的普及。那作为“日用茶壶”的“四大”的“大壶”几乎不见了，而作为“文人雅玩”的壶，依然受到珍爱。那“一小”，不仅传承着，且更强调其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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