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仕家族紫砂史

明人周高起的《阳羡茗壶录》一书中记载，明代嘉靖紫砂器制作艺人龚春的出现，把中国紫砂器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龚春本名“供春”，少时为宜兴吴仕家的家僮，靠个人勤奋努力，终成宜兴紫砂史上的能工巧匠。

龚春成宜兴紫砂制作的一代宗师后，他的作品被称为“供春壶”，当时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玉”之美称。从此，宜兴紫砂器生产发展迅速，百品竞新，名家辈出。而吴仕家族也由此和宜兴紫砂文化结下了相传几代人、延续几百年的情缘。

吴仕父辈好茶与家僮学艺

据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宜兴县志》所述，“吴仕，字克学，幼警颖不群，甫冠笃学，历游诸名彦门，闻识益广，正德己卯(应该是丁卯———作者注)发解南畿，登甲戌进士。初授户部主事，累迁山西、福建、广西、河南四省提学副使，中州八闽，人才地也，预决魁元，十不失一，人服其藻鉴。寻升四川参政，引疾致仕家居，吟诵不辍……所著有《颐山私稿》行于世，方鹏为之序。” 由此可知，吴仕从小机警聪颖，和一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随父“历游诸名彦门”，学识不凡。

为什么吴仕的“家僮”会用心去学造壶呢？实际上，这和吴仕的上辈人喜好茶有关。吴仕之父吴纶是一位无意仕途、醉心山水的“茶痴”，对茶有特别的爱好，与当时的文人墨客往来密切，尤其同有“吴中四杰”之称的文徵明、沈周、仇英等交往甚密。当时，宜兴的制陶业已经形成，特别是粗陶，在如今的长三角一带占有绝对的优势。一群和吴纶相似的“载笔床茶灶、随以一鹤一鹿”遨游文人之间的茶客，对当时宜兴初步兴起的“陶质”精细茶具颇感兴趣。特别是当地金沙寺的僧人，因寺庙周边都是茶园，日夜与“皇上”才能喝到的贡泉作伴，自然对茗茶也有着特别的喜好。因此，吴纶与这些“同道中人”产生交往便合情合理。

清嘉庆《宜兴县志》记载，“吴纶字大本，性耽高尚，创别墅二于溪山间，南曰樵隐，北曰渔乐，逍遥其中，自拟陶潜，号心远居士。” 明夏言《桂洲诗集》中有《赋得金砂泉寿吴克学乃尊》一诗，其中有“吾闻敷金岭，下有金砂泉”“何人筑室清泉上，晋陵高士心远翁”之句。

吴纶所创的“樵隐”和“渔乐”两所别墅早已不知所踪，但依据以上两首诗的描述，可以肯定，“樵隐”就坐落在金砂泉旁，也就是在金沙寺附近;“渔乐”则在西氿边。所以，才会有吴仕带家僮到颐山读书一事。

《阳羡茗壶系》中说：“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纹隐可按，胎必累按，故腹丰尚现腠，审以辨真。”说的是当吴仕在金沙寺读书时，伴读的供春在空闲之余，偷偷向金沙寺老僧学习制壶之法。这就解释了吴仕家僮为什么会学艺金沙寺。吴仕及后人的茶壶收藏史

许多人认为吴仕在升四川参政后，是因愤严嵩当道，“托病不出，隐居乡间”。吴仕归田后，仍学他父亲，“闲云野鹤”的隐逸风格得到了传承，很快在宜兴城南建了自己的别墅。

清光绪八年《重刊宜兴县旧志》有云：“水月庵，在县南六里石亭埠东，俗名北庵。本参政吴仕别业，名石亭山房。沈启南、文徵仲、王元美、唐荆川每过荆溪，辄寓于此。仕曾孙炳殉难粤西，后改为僧舍……无锡秦松龄题额曰：粲花精舍。”

吴仕继续和吴地的文人学士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里的沈启南就是沈周、文徵仲就是文徵明、王元美就是王世贞、唐荆川就是唐顺之，这为宜兴紫砂在吴地文人中间的推广，可以说是居功至伟的。

吴仕当然不可能一直呆在乡下的别墅里。在城中，他构筑了自己的豪宅，这就是现在宜兴人常说的“吴仕楠木厅”，这座宅第坐落在宜城西庙巷与白果巷间，有前宅、中宅、后宅三进，均为楠木结构。以后几易其名，成为吴氏一族后人藏书、藏壶、交友的著名处所。晚明清初在宜兴城内小有名气，发生过许多雅事趣闻。吴仕老年得子，其亲生骨肉还没来得及继承自己的衣钵，吴仕便驾鹤西去。吴仕生前也立过嗣，《宜荆吴氏家谱(济美堂)》卷八记载，吴仕的嗣子叫吴騆，是吴仕胞弟吴佶次子，太学生，曾为抚州府文书，晋阶修职郎，但人品很不为人所道。

族谱记载，吴仕过世后，吴騆为家产分配而欺负幼弟寡母，后经吴仕门生中州徐洛、尚维持主持公道，才得以公正处理，成为吴氏家族史上的一大“丑闻”。或许就是由于本家族的这一变故，吴仕嫡裔一脉对那些所谓的“文人雅玩”似乎没有多少兴趣，反而致力于科举官场。吴仕子吴骍、吴敦复为举人，孙吴士贞为进士，曾孙吴炳为著名戏曲家，南明名臣。

而吴仕从兄吴俭一脉，也是人才济济，在朝廷上下声名大振，成为宜兴城中名门望族。其后人却戏剧性地继续了吴纶、吴仕父子开创的“闲云野鹤”的隐逸之风。

清嘉庆《宜兴县志》(卷八)载：“吴正志，字子矩，通政使，达可子。幼承家训，讲学东林，万历十七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直声震天下，稍迁饶州推官，召为光禄寺寺丞，出为江西湖西道佥事，予告归……著有《泉上语录》《云起楼诗文集》。”

吴正志归田后，非常喜好字画和茶壶收藏，和同科进士高攀龙、东林同仁侯方域、名士董其昌等，情深意笃。这些名士常来宜兴，同住在吴仕留下的老宅中。吴正志为表明自己喜山好水的志向，特将此宅改名为“云起楼”。董其昌题写了新额，高攀龙写下《题云起楼》一诗，诗中提及吴正志家藏有各式茶壶上百具。另外，宜兴名士陈贞慧在《秋园杂佩》里，也提及吴正志喜欢收藏茶具一时，说“余家藏白定百折杯，诚茶具之最韵，为吾乡吴光禄十友斋中物，屡遭兵火，尚岿然露灵光也”。吴正志曾出任“光禄寺丞”，故称“吴光禄”，至于说其“十友斋”，肯定是其最心爱宝物的特别收藏室。

吴正志的这种嗜好，无疑直接影响了他的儿子，也造就了宜兴历史上非常有影响的收藏家，他就是吴洪裕。

据清嘉庆《宜兴县志》(卷八·隐逸39页)载：“吴洪裕，字问卿，参议正志子，万历乙卯举于乡，不复赴会试，自号枫隐，有别业曰兰墅。擅一邑之胜，名人王稚登、董其昌皆从之游，为绘图作记。洪裕常寝处其间，日召客饮酒，醉后则讽陶杜诗，卒后舍为僧院。”

前辈喜好山水、善交文人的传统，到此时得到了更加彻底的发扬。吴洪裕荫前人的福，成了名震一方的收藏家后，虽没有看到他对茶壶有多少热衷，但对书画的“痴迷”无人能及。其家传中确有两件名动一时的传世宝贝，一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此画原为明朝大书画家董其昌收藏，晚年时高价质押给了宜兴的朋友吴正志，后来画传到了吴洪裕手上。另一件宝物就是王羲之的后裔、隋朝僧人智永的草书《千字文》。

吴洪裕痴心收藏，特意将藏有《富春山居图》的这幢楼改名为“富春居”，安放名画。他爱画如命，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只有把《富春山居图》放在眼前、放在身边时，才吃得下饭、睡得着觉。

临终时，国仇家恨一齐袭来，他不愿意将如此宝贝留给满清社会，就想烧掉它。当画刚投入火盆，其侄吴静安悄然从火中抢出，但已烧了几个连珠洞。后来此画就被装裱成两幅画，小的一幅称“剩山图”，现存放在浙江省博物馆，大的一幅最终落入乾隆之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外，吴俭一脉喜好收藏的还有吴正己的二儿子吴洪化。清嘉庆《宜兴县志》(卷八)载，“吴正己，字舆则，尝与文震孟、张纳陛诸君子讲学东林，万历四十三年举人，为蒙城教谕，升国子学录大司……迁湖广郧襄兵备，乞归，年七十一卒。著有《开美堂文集》行世。”

其子吴洪化，在学业仕途上，除知道他是崇祯九年进士外，别的就没有多少成就，但对收藏，特别是紫砂的收藏非常有偏爱。崇祯时，江阴周高起到宜兴时，也住吴家，写下了《过吴迪美朱萼堂看壶歌兼呈贰公》诗两首，诗中写到“吴郎鉴器有渊心”，这里的吴郎就是吴洪化。

另外，周高起此去，也是想有所收获的，但看到供春、大彬等名壶，感到“价高不易办”，想在吴家“旁搜残缺，用自怡悦”，但也没有收获。

吴家不仅好收藏，还时常“开尊设馆”，邀请当时制壶名流“效技以呈奇”。根据台湾徐鳌润先生对林右度所作《陶宝肖象歌》的考证，宜兴紫砂巨匠时大彬就曾委派自己的高徒徐士衡为吴家做壶，这在客观上确实推动了紫砂造型艺术的进步。吴仕后人的紫砂情结

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给各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文人学士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而地处江南的宜兴，在这场历史性的转折中，所受到的冲击又是非常特殊的。特别是南明小朝廷南逃时，宜兴许多忠贞之士追随而去，其中就有被拜为“宰相”的吴炳、堵允锡、吴贞毓等。这里的吴炳和吴贞毓，就是宜兴吴家的子孙。

据清光绪八年《重刊宜兴县旧志》记载，吴炳是吴仕的嫡系曾孙，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任湖北武昌府蒲圻县知县、江西提学副使，工部都水司主事、福州知府。崇祯皇帝自缢之后，吴炳被授为兵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宰相)。永明王命吴炳护送王太子到湖南城步，为清兵所俘。吴炳被俘后坚贞不屈，清顺治五年，连续绝食7天而亡。

吴炳为官清廉、忠贞，不仅是明朝的一代忠良，还是明末著名的戏曲作家。而吴贞毓则是吴炳的族侄，是吴仕堂兄吴俨的后人，南明永历时重要骨干，曾被封为东阁大学士，后为孙可望所杀。吴氏叔侄先后殉难，入清后宜兴人在其故宅后门，建起了“二忠节祠”，算是两人魂归之处。

受此影响，吴家家道中落，城中宅院一时鬻于朱家，吴洪化也在龙池山皈依佛门后不久，即撒手西去。由吴仕“读书颐山”而引发的吴家近一百五十年的紫砂情缘，到此似乎接近尾声。然而，吴家喜好“闲云野鹤、广交朋友”的文雅之风，毕竟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吴洪化的儿子和孙子，并没有忘记家传。特别是到康熙年间，吴家又出了一位直接家传的奇才，他就是清代著名文人、赋学名家吴梅鼎。

清嘉庆《宜兴县旧志》(卷八·文苑101页)记载：“吴梅鼎，一名雯，字天篆，郧襄兵备道正己之孙，示弱冠而孤，事祖母及母，孝养备至，工诗词、善书法，精画山水翎毛，与兄天石并称一时，著有《醉墨山房赋稿》《醉墨山房词稿》行世。”

吴梅鼎一生不在功名，也好结交各路朋友，当时的文人周容、紫砂传人许文龙等都有交往。顺治末康熙初，年轻的吴梅鼎充分发挥他的赋学天赋和天才般的想象力，写下了传世名作《阳羡磁壶赋》(也叫《阳羡茗壶赋》)，成为讴歌宜兴紫砂、记述宜兴紫砂文化的重要著作。

在其前言中说：“余从祖拳石公(指吴仕)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谓供春壶是也。”“先子以蕃公嗜之，所藏颇夥，乃以甲乙兵燹，尽归瓦砾，精者不坚，良足叹也。”这里的“甲乙兵燹”，实际是暗指“甲申、乙酉”的明清之交，即顺治元年。吴家苦心经营百多年的“朱萼堂”毁于一旦，不能不让人深深叹惜。吴梅鼎又说：“有客过阳羡，询壶之所自来因，溯其源流，状其体制，胪其名目，并使后之为之者考而师之。是为赋。”这里的“客”，实际上就是指的清初著名散文家周容。周容是明末清初宁波才子，负才名，有侠气。世说他“画胜于文，诗胜于画，书胜于诗”，成为清初一著名书家。他曾受知于御史戴殿臣，戴为海盗所掠，他以身为质，代其受刑梏，致使一足跛，时人多有赞誉。

明亡后，周容出家为僧，但后来又因母亲尚在，需尽孝道而还俗。康熙时有臣荐其入京，以死坚辞。后周游四海，广交前朝遗民。到宜兴来，应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宜兴瓷壶记》里有言：“甲午春，余寓阳羡，主人致工于园，见且悉。”

甲午就是顺治十一年(1654年)，在阳羡时住在“荆园”，接待周的就是吴梅鼎，而所见那位工匠就是以善制花卉象生壶而闻名的，清初宜兴紫砂界杰出人物、时大彬的再传弟子许龙文。

提到吴仕，就不得不说他家的小书童供春——供春是紫砂壶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