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关系,笔者着实结交了许多紫砂同好,他们大都是大陆在线的常客,有的以陶都为家,有的每个月固定报到一次,即便是像我这么疏懒的人,也被迫要每年往返几回。
笔者出门纯为采访工作,自是一肩行李,两袖清风;但那些壶界同好可就不同了,因为除了与厂方有正式签约者外,砂壶的买卖多是私下进行的(个中原因不足为外人道也)来往的货款既不能转帐,又不能开票,更不能刷卡,多半是现金交易,这中间隐藏的风险可想而知。
所以台商们通常都会携伴同行,或与当地政要、公安有所联系,以防万一。诸般细节,基于安全上的考虑,请恕笔者不便多言。之所以谈及此事,除了提醒业者多加注意己身的安全之外,更希望茶朋壶友们在玩赏砂壶之美的同时,亦能了解到业者(尤其是第一线客商)经营壶业的种种难处和风险所在。
因为惟有在互信互谅的前提下,买与卖之间才能寻求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也才是紫砂艺术永续昌盛的正途。
随着一系列事件,两岸交流的种种利弊又被大家热烈讨论着,就笔者的观察,两岸交流的冲击当以人心的变异最令人唏嘘。犹记数年前,笔者偕同内人怡嘉赴宜兴采访,着手进行《唐人工艺一紫砂陶艺》一书。坦白说,我们事前怀有相当的不安全感。
及至与宜兴陶手们深入接触后,这才发觉他们绝大多数是如此地木讷,如此地惧于表达自己,有些人甚至不能让他们看到录音机的存在,才能开口聊天。总之,那时丁山陶手给我的印象是:除了政治思想之外,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最最纯朴的民间艺人。对他们来说,生活上最重要的除了柴米油盐之外,就是如何把手中的泥巴搞出个名堂来。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来,紫砂热潮为陶手们带来历史上最可观的财富,“富贵土”的传说终于实现了!许多人顿时身价百倍,日进斗金,连一些原本不是从事紫砂陶的人,也纷纷放弃本业开始学作壶。当地传颂百年“宁可抱子投河,也不愿子女学紫砂”的俗谚也一夕改观。
在一切向钱看的前提下,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纷纷出笼,诸如:某名师年逾花甲,尚娶小老婆,令儿孙蒙羞;某名师生财有道,连家里浴缸都镶上K金(想是得自朱泥壶镶金边的灵感);某名师生活糜烂,进出声色场所,挥金如土,举止嚣张…诸如此类的传闻,一一从不同业者口中,传入笔者耳里。抚今追昔,怀想当年纯朴印象,真是令人扼腕三叹。
我们并不奢求每个陶手在经济改善之后,仍要像苦行僧般,专心致志只为创作,更不是嫉妒他们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这种状况在资本主义的台湾,还更为严重)。
我们所忧心的是,紫砂陶艺发展迄今,不过数百年,由于诸般机缘聚合而形成今日的旷世荣景,这个时代的陶手有着最大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的艺术才华;有最多的管道让世界看到自己的创作;更有最好的见证,让自己留名紫砂青史。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缘中,若还是沈迷于征逐虚名浮利,仅拿剩余的时间来应付客商的订单,那又何足以言创新?何足以言突破?
紫砂史上曾记载着一个足令后人警惕的例子,大意是:明代陶人陈信卿以作品工雅坚实,精致独特而闻名。其成名后便征逐于达官贵人之间,也不再专心精研壶艺,往往等弟子制好壶后,盖上自己的印章出售,终致心计渐粗,不复当日盛况。(原文详见周高起《阳羡茗壶系》)
(本文原载于1994年5月《紫玉金砂》第八期)
最近翻看这篇文章,感到文中描写的很多情景,和现在出奇的相似,但是国内市场远比当年的台湾大很多,此等景象尤甚之,在此等繁荣下,那些兢兢业业的恪守本分的陶手尤其值得尊重。想起前些年和一位工艺师聊天,有句话我记忆犹新:“现在紫砂市场这么好,我们生活好了,同时也要想想能为紫砂陶艺做些什么。”
⋈对做壶的从业人员来说,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和清醒的认识——做壶的初衷和玩壶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