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讲,紫砂陶刻应分三个层次评价:艺术层次、工艺装饰层次和一般商品性实用品装饰。
陶刻的存在又分为以自己的表现为主体存在,与器皿同时存在,只是依附于器皿而存在。
依附于器皿而存在的陶刻,是一般性实用品的装饰,失去了器皿载体,其陶刻也就无任何独立的意义。这种情况大多存在于实用性的紫砂陶,如茶壶上。
与器皿同时存在的,就是俗话说的“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的情况,是器皿与陶刻相得益彰的工艺装饰。这种陶刻装饰往往与其载体互为存在,缺少了两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提升另一半的艺术魅力。
而以自己的表现为主体存在的,则是当代出现的陶联、陶板、壁挂、竹片、字屏等独立存在的品种形式。
例如,在百寿瓶上,一面陶刻了一百个不同书体的“寿”字,另一面刻松鹤延年图案;在鸡蛋大小的水平壶上镌刻一卷有270个汉隶的《波罗蜜心经》;在挂盘,上用汉简陶刻,或用秦代封泥印、汉印篆刻的唐人诗句;在挂屏上选用多种泥色与各种不同书体,镌刻各不相同的绘画,等等。这些以观赏和陈设之用的作品,充分张扬了陶刻装饰的魅力。从艺术层次上来看待紫砂陶刻装饰,就是书法绘画与陶刻的融合。这是自曼生壶问世以后的文人和艺人的有意识结合创造的形式,也是紫砂陶具有文人气的独特气质所在。正是这种洋溢着书卷味的形式,几百年来吸引了许多名艺术家如黄慎、郑板桥、吴昌硕、任伯年、于右任、黄宾虹、蔡元培、唐云等的积极参与,与紫砂艺人合作,创造出许多精品力作,推进了紫砂壶艺的繁荣。
紫砂壶上的铭刻,早期仅限于壶的底部,为壶艺家的落款。由于紫砂茗壶的社会影响,吸引书画金石家前来定制茶壶并亲自挥毫镌刻,才渐形成一种风尚,追求书法及镌刻趣味。陶刻位由壶底部移到肩腹及盖面等显见部位,特别是壶腹,是最大的装饰空间,可以让陶刻者获得更大的自由表达的天地,内容提升到文学性的高度,题诗吟咏纪事,用以言志寄情。
紫砂壶身的陶刻工艺,体现在与壶型相匹配的布局和陶刻的经营上,讲究不同字体的陶刻韵味,大小、高低、长短的安排,参差疏密、错落跌宕、匀称呼应等布局,营造出朴茂雄强,神韵道劲、情调怡人的艺术效果。
对于陶刻装饰的艺术要求而论,不应只把书法、图画、金石、木刻、图案等图像在紫砂陶上简单地搬移再现,如果不加经营,或只以师传的稿本抄录摹写,按传统习惯布局画面,把壶或花盆之可饰面当做纸张施展技艺,忘记了不同的创作对象应各有各的深度和空间要求,不能求得施艺的载体和将要装饰的图案的统一,就不能算是一件成功的高水平陶刻艺术品,而只是一件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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