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紫砂自明代中期成为手工艺品开始至今,一直和丁蜀周边的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村紫砂艺人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例如原川埠乡的上袁村(今紫砂村)、赵庄村、潜洛村和原周墅乡的西望圩、双桥村,原大浦乡的洋渚村。历史上都有许多农民在忙完田间农活后,便在家里做紫砂壶,而且还出了不少名工巨匠。
例如:上袁村历史上就有惠孟臣、陈鸣远、邵旭茂、邵大亨、程寿珍等名人,更有近代紫砂七大艺人之一的王寅春。乃至9岁到此地落户的壶艺泰斗顾景舟,潜洛村的蒋彦亭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蓉。西望村的范鼎甫、范大生等。
广大农村紫砂艺人已顺理成章地实现了从农民到陶艺人的华丽转身,有力地推动了紫砂事业的发展和长期兴旺。
究竟是何种原因,让宜兴丁蜀周边的农民在历史上就和紫砂壶结缘,成为半耕半工的紫砂艺人,还有不少成为制壶高手、巨匠的呢?陈壶现从宜兴丁蜀制陶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初步分析。陶都宜兴,有着6000多年连续不断的制陶历史,素以盛产陶器闻名于世,而紫砂壶艺则更是陶都皇冠上的明珠。
宜兴产陶主要集中在丁蜀镇,陶业一直是丁蜀地区百姓的生计产业,千百年来窑火不断。清代康熙年间,丁蜀一带就有龙窑五十余座。陶工中有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纯工人,也有不少亦工亦农者。
周边农村不少农民为镇上陶业窑户一边打工、一边务农,更有农家在农闲时帮窑户加工小件陶坯。而上袁村、潜洛村、西望村等农村距丁蜀仅不足三公里之路,正处在丁蜀陶业的辐射区内,帮丁蜀窑户加工陶坯就很属平常了。
丁蜀制陶,历来有大缸、中缸和小件陶器之分。大、中型陶坯因为运输成本高,也易损坏,不宜在农村加工。而小件陶器如紫砂壶之类属手工作坊式生产,工具小巧、所用场地不大,非常适合于农村家庭生产,这些客观条件成就了丁蜀窑场与周边农村做紫砂的结合机缘。江南虽然富裕,但人口稠密、土地拥挤,人均占有田亩极少,靠种田已难以维持温饱,必须千方百计地寻找种田以外的谋生之道。例如:苏州、杭州一带纺织土布、种养蚕桑;常州武进农民农闲时做麦芽糖,走街串巷去"换糖",赚取零钱以补家用。
而陶业兴盛的丁蜀附近,农民盯着镇上的窑户弄点"小坯"做做。既不出门又能赚钱,真是最好不过的选择,完全符合江南农民恋土、恋家的想法,这是周边农村不少农户都参与做紫砂的主观条件。
宜兴紫砂陶土的矿产,主要在丁蜀镇北郊的黄龙山和赵庄一带。紫砂陶土的矿产宕口仅和周边农村相隔一、二华里,而且紫砂陶土从生泥加工成熟泥既不需要复杂的机械,又不需要添加其他成份,加工非常方便,只要选好生泥进行粉碎,然后进行调水捶打,练成熟泥即可用以制作紫砂壶,这非常适合家庭作坊生产。
这些地理资源环境的优势、生产方式的便利,是多数农户愿意以做紫砂壶为副业,也是上袁村等农民钟爱做紫砂壶的又一个客观原因。一个地方因艺术出名,往往和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事一种专业的群体大了,必然是互相竞争,在竞争中得到发展。以上袁村为例,据韩其楼先生《紫砂壶全书》所载,明代万历崇祯年间,上袁人陈信卿仿时大彬传器见长,而据老人传说,当年时大彬制壶时就客居上袁村。
如果村上没有一个做壶的群体,也不可能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名人"。而有较大人数的制壶群体,为使自己的生意更好,既相互影响,又相互竞争,在无形的互相影响、竞争中,紫砂壶艺得到了提高。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一个有着广泛基础的东西,才能冒出顶尖人物,也就是出名人。
正如金字塔一样,塔底层越大,塔尖才会越高。如上袁村,从康熙年间到民国初期,共出了陈鸣远、邵大亨、邵旭茂、邵友廷、程寿珍等名人,而西望村就有范大生、范鼎甫等多名巨匠人物,这绝不是偶然的、靠单一的个体奋斗能成功的现象,而应该是群体烘托下的名人现象。宜兴地处江南,本是文化之邦,历来读书人众多。宜兴紫砂茶壶,在明代中期已是文人墨客喜爱之物,这些文人墨客必然与制壶艺人多有交往。如时大彬就与同时代的陈继儒、王时敏、王鉴等文人墨客常交往,有一壶底刻上配有:"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欧中素涛起"的诗句。
清代陈鸣远壶则字字有晋唐风格,他结交的人大多是"名公贵族"。按现代的说法也就是文化名人和一些当官的交往。这些有文化的名人参与到紫砂壶之中,必然提高紫砂艺人的艺术素养和文化品位,艺人手中的茶壶也在不知不觉中就越来越有文人气息、文化气息。
这些充满文化气息的紫砂壶,被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名人和官宦所喜欢、所吹捧时,那些制壶的艺人自然而然地也随着壶的名声而出了名。而这些出了名的艺人,再带动着村上的人做壶,这样,年复一年、家家制壶、代代相传,形成良性循环,促使不少紫砂艺人成为了紫砂名人。
综上所述。这也正是是宜兴农村紫砂艺人、名人队伍形成并发展的的基本原因。
紫砂矿资源并非宜兴独有,但是!——紫砂壶兴于宜兴丁山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