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是一种态度,是一个低调的注脚,与高度有关,与气度相通,是被赋予因坚持信仰而自我放逐的含义。人们常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的巍峨与水的宽厚,传递出是不得志而独善其身的儒生情怀。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句古语流传了千百年的时间,被历代文人志士奉为人生之信条。
他们那种“诗意栖居”,并不指向车马喧闹的城市,而在于幽静的山水之间。古往今来的隐士们将隐逸山居生活演绎为一种高洁的传统,并进而为后世之人上升到理想的高度。汗牛充栋的山居诗文,或抒发仁者的乐趣,或于淡泊的意境中感悟禅意,入世或出世,或儒或道或佛,殊途而同归,最终都在人们心中指引出一条通往山间小屋的道路。隐逸——肇事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这群人散淡地居住在云台缘,纵酒狂歌,反对礼法,补满了隐士形象狂放的另外一面。自由、独立不羁,从此也成为山中生活的关键词。酒精也好、茶叶也好,包括黄老之学与诗歌,都是逃避尘世的工具,同时追寻随心所欲的自由世界。而山中独立的小世界,为此提供了完美的背景。
人们隐居山林的理由多多:商山四皓式的居危图安、叔齐伯夷式的不事二朝、介子推式乐平守清、范蠡式的功成身退、或者魏晋六朝隐士的任情恣性,王孟式的玄诗隐逸派……
貌似闲散的隐逸山居生活在纵深处隐藏着创造性的活力,它往往直接催生或激发艺术创作的灵感。如果说,宋元时期的隐士多半都当过官,明清时期的山人则多为艺术家。他们退让、避世的态度,愤世嫉俗的孤傲品格,将自己的才华和人文情趣借助于工匠之手,聊写胸中郁郁寡欢之气,借助花木紫砂,实现其艺术生命的价值。因为那器物之中浸透着更为深广的人文情怀。如张岱和朱耷这样的隐士,在政治上失意,而最后于艺术中新生。他们为“采薇”的山中生活增添了传奇和诗意的色彩。
就此而言,隐逸山居不仅是政治的避难所,更是哲思生发地和艺术能量场。他们喝茶、读诗经、吟诗作赋,或者与友人酬唱,从事着看似恬淡其实创造活力十足的艺术活动。艺术元素和交际功能,使得生活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跳出了流亡者的范畴,以更具蛊惑力的场景吸引更多的人。
几百年来,紫砂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群率真、任性的文人,也在等待一个追求朴素、自然而简约的时代。在那个心灵解放的时代,紫砂壶终于结束了她落寞的沉睡,亦甩脱了一身匠气,来亲近原本也淡然的茶。实在难以言说,究竟是晚明的文人的萧疏影响了紫砂壶,还是紫砂壶的朴雅感染了晚明人。总之从那时起,紫砂壶在时大彬、徐友泉、李仲芳等诸大师的经营后,终成为文人案头的珍赏。而吟咏紫砂壶的诗人们也多起来,他们无一不是收藏家、鉴赏家,他们以壶养壶、赏壶赠壶,一壶一盏之间也具备了性灵。自然,这些眼光极高的文人在诗词文章中就毫不吝啬于紫砂的溢美之词。“世界茶具称为首,玩赏揩摸在人手。”、“一壶满贮碧山芥,摩挲便觉胜饮醇”“凝神昵古得古意,宁与秦汉官哥殊。”
他们不仅明白了紫砂壶“能使茶汤气永清”的效用,更多的是壶和茶组合成趣,精神化一。以至于紫砂壶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平淡娴雅、质朴自然的茶文化的特殊符号。这涤荡人心的清茶砂壶寄托了那些空灵的韵语禅话,乃至于浓缩出生活上的荒诞、放达、恣肆、孤寂、绝望……闲时煮煮惠泉,松风习习,裙裾飘飘,好一幅文徵明的煮茶图啊!
细想来,这灿若披锦的五色土注定要绽放异彩!因为华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着这么深沉的草木土石情怀。老庄如是,魏晋的名士亦然,即使在盛唐的功名感召之下,还是有那么多人寄情于山水!对于现代人而言,饮茶和紫砂壶,更是起到了“切换器”的作用,在繁忙、束缚与宁静、自由中“切换”,在纵横天地间,谈笑风生中实现精神的愉悦。
茶是草木,壶为土石!草木土石毕竟是中国人最终的精神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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