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装饰艺术的探索历程

清代朱琰撰《陶说》一书，“原始”篇罗列了记载古陶发展的典籍，由记录可知上古陶器之发展皆以实用为本，偶有为审美而装饰亦浑朴简洁，仅以稚拙的动物纹样或抽象的线条形式出现。李泽厚先生则在《美的历程》中分析说，此种抽象化、符号化的装饰并非只为了“美观”“装饰”而无具体含义和内容。

他以为这些纹饰是具有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即这些“形式”之美里已经融入内容，即西方美学家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就是说，看上去似乎是纯形式的装饰，其实已经融铸入内容和意义，并固化下来。这种审美传统对于中国后世器物装饰影响深远，它提醒人们装饰和器物的协调，实用和审美的相融。

紫砂器本自实用而起，在自宋而明的几百年间多为大件生活实用器，如粗陶的煮水罐、贮水罐等。诚如朱彝尊《陶砚铭》所言：“陶之始，浑浑尔”，紫砂陶的创始阶段亦是“浑浑茫茫”而极少装饰的。但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泡茶法的兴起，紫砂壶艺也随之勃兴，至明中晚期，受文人艺术家影响，紫砂壶改大为小，几成文房清玩，故而紫砂装饰也为匠人们所重视而有了长足发展。

于琨撰《重修常州府志》说：“壶则宜兴，有茶壶澄泥为之，始于供春，而时大彬、陈仲美、陈用卿、徐友泉辈踵事增华，并制为花罇、菊合、香盘、十锦杯子等物精美绝伦，四方皆争购之。”此语之意即供春始创之后，在时大彬及其弟子的努力下，紫砂壶渐趋精美，装饰多样。因此紫砂装饰的日益丰富精美成为其为人所喜的重要外部原因。

《阳羡砂壶图考》之“序”分析紫砂壶备受推崇的原因有三，其二、其三皆与装饰有关：“名工代出，探古搜奇，或仿商周或摹汉魏，旁及花果，偶肖动物，咸匠心独运，韵致怡人，几案陈之，令人意远”“历代文人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或镌以花卉或钤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书法不群，别饶韵格。”

这段文字所述几乎涵盖了传统紫砂装饰的各种手法：陶刻、钤章、雕塑（堆雕、镂雕、浮雕）、贴花、泥绘、彩绘、彩釉、镶嵌等等。再加上影响较小的印花、剔红、包漆描金、绞胎、包锡、铺砂、磨光等装饰手法，可以看到历代艺人在紫砂装饰上的孜孜以求。

但总体概括起来，紫砂壶装饰风格可分为《阳羡砂壶图考》序言所说的两大类：一类即是注重外在象形装饰的花货风格，多使用雕塑、贴花等手法，甚或彩绘彩釉，富丽堂皇；另一类则注重文化内涵，多用书画陶刻，偶有泥绘，集诗书画印为一体，凸显文人趣味。

前文多有论及清中前期的彩绘、彩釉、描金等装饰手法和清代中、后期兴起的包锡、镶玉、镶铜、磨光等装饰手法，故此文仅就花货类装饰和文人壶装饰展开，略述历代艺人在这两类作品装饰手法上的探索。

先说文人壶主要装饰手法：陶刻。它是极早的陶瓷装饰手法，始于上古。而紫砂陶最早的刻绘装饰则见于蔡司霈所着《霁园丛话》：“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此段记载存疑，即便所记可信，此物是否为元末孙高士遗物亦难定论。但如果说，到了明代万历年前紫砂铭刻兴起则可确定。时大彬是第一位在紫砂铭刻上做出贡献的陶艺家。

《阳羡茗壶系》说：“镌壶款识，即时大彬初倩能书者落墨，用竹刀画之，或以印记，后竟运刀成字，书法闲雅，在《黄庭》、《乐毅》帖间，人不能仿。赏鉴家用以为别。次则李仲芳，亦合书法。若李茂林，朱书号记而已。仲芳亦代时大彬刻款，手法自逊。” 其后的陈用卿则“款仿钟太傅帖意，落墨拙，落刀工。”

稍后的陈辰是紫砂行业中的书法名手，也算是留名的第一位专职陶刻家吧，史载他“工镌壶款，近人多假手焉，亦陶家之中书君也。”即多代其他工匠刻款。《阳羡名陶录》则记载了另一陶刻高手项不损，说他的款识有晋唐遗韵，即使是时大彬、李仲芳也难比得上。晚明沈子澈制壶开始出现在壶底刻铭文，其所制菱花壶，底款为“石根泉，蒙顶叶，漱齿鲜，涤尘热”，极合茶意而有文采，是早期极得神韵的佳铭。

入清之后，徐次京、惠孟臣、葭轩、郑宁候书法都很好。清乾嘉时期着名书画、篆刻家张燕昌说，见过八分书“雪庵珍赏”“徐氏次京”壶款，笔法古雅。同时期的文人吴骞见到壶底刻有唐诗“云入西津一片明”句，旁边署“孟臣制”款的砂壶，字为行书，笔法似褚遂良。稍后的陈鸣远虽是花货大师，但其陶刻水平亦甚高，且首创了壶腹上镌刻铭文的装饰手法。其代表作之一的四足方壶上就有着名的陶刻铭文“且饮且读，不过满腹”，又有南瓜壶铭：“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张燕昌在《阳羡陶说》中评价陈鸣远铭刻时说：“余独赏其款字有晋唐风格，盖鸣远游踪所至多主名公巨族……见一壶底有铭曰‘汲甘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

上述史料可证实，至清前期，陶刻装饰已渐趋成熟，出现了一些擅长刻款的名家，但早期铭刻多限于名款，铭文刻绘装饰则多刻在砂壶底部，如《茗壶图录》里刊入“萧山市隐”壶，壶底亦刻有“闭门即是深山”句，篆书笔法；“渔童樵青”壶则刻有“吟花咏月，品竹评茶”句，都极具文人趣味。

《茗壶图录》又有专章“款识”，概括了紫砂壶早期刻款的基本特点：“款识或以诗句，或以古语，或以姓名，或以别号，或以堂、亭、斋、馆诸号。或印或否，书体不一，大抵用真、行、草，间有用篆、隶者。印文有朱白、肥瘦诸体。”

可以说，乾隆嘉庆年间，紫砂壶陶刻装饰上各类书体皆备，已颇显主人志趣。但此时的陶刻仍以款识为主，壶腹上的刻绘不多，装饰性不强，尚未成为一种独立而重要的装饰手法。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的陈曼生出现，才使紫砂陶刻装饰出现了质的飞跃，他在铭文、书法、篆刻间尽情发挥，使陶刻几乎成为文人壶的独特标志，也成就了“壶随字贵，字依壶传”的佳话，将陶刻装饰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茗壶图录》记录有一款极珍贵的曼生壶“绣衣御史”一粒珠，其铭文曰：“中有智珠，使人不枯，列仙之儒。”其后朱石梅、瞿子冶、梅调鼎等文人和众多陶艺名手合作，将国画之山水、花鸟、人物亦移植于壶体，更丰富了陶刻装饰的内容和手法，终于完全确定了紫砂文人壶这一流派。从陈曼生到梅调鼎的文人壶创作，另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陶刻传至民国则有大师任淦庭，他是一位陶刻装饰艺术大家，能书会画，工笔写意兼备，作品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又不乏民国紫砂所特有的民间趣味。任淦庭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在解放后培养了一大批陶刻好手，如徐秀棠、谭泉海、鲍志强等人。这批弟子及再传弟子是当今紫砂陶刻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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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紫砂陶刻，已不仅仅满足与对紫砂壶进行装饰的从属地位，大有脱离砂壶而成为一门独立艺术表现形式之趋势。值得一提的是陶刻题铭的装饰手法需与壶与茶都相契合方好，如曼生制铭多能切茶切壶，还能切合壶型，极独到。若滥用前人诗句为铭，又与茶、壶都不相契，只会令人生厌，不如不刻。

因紫砂茗壶本为百姓日用，他们多喜花货，故而花货制作技艺便成熟较早。花货所需堆雕、镂雕、浮雕、贴塑、印花等装饰手法相对于陶刻装饰来说也成熟较早。颇为神秘的紫砂壶首位大师供春所制树瘿壶其实就是仿生类花货。

史载其“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用手指在壶坯内外不断捏按，不就是所谓捏塑吗？这和羊角山宋代古窑址出土残器“龙头形壶嘴”一样，都使用了较为古老的捏塑法。因其法较为粗糙，故供春壶体上才隐约可见“指螺文”。可以说，捏塑是最早的紫砂装饰手法。

最早的紫砂艺术专著，写成于晚明的《阳羡茗壶系》对早期花货名家多有记录。其中所载紫砂“明四家”中，即有“董翰，号后溪，始造菱花式，已殚工巧”的记录。董翰菱花壶已不可见，想必会用到雕塑法来展示菱花花瓣之美，或亦兼具筋囊之力道。

徐友泉是时大彬的弟子，制壶风格却和老师不大同，时大彬质朴而徐友泉精美。徐氏极善创制壶型和调配泥色，使用多种装饰手法制作蕉叶、莲方、菱花、垂莲、大顶莲等壶，皆精细。

晚明另有艺人欧正春，“多规花卉果物，式度精妍”。稍后的沈君用在壶式上继承欧正春一派，“至尚像诸物，制为器用。不尚正方圆，而笋缝不苟丝发”，可见其制作之精。晚明花货制作的集大成者是陈仲美，他本是景德镇陶工，后来至宜兴制作紫砂壶，“重锼叠刻，细极鬼工，壶像花果，缀以草虫，或龙戏海涛，伸爪出目，至塑大士像，庄严慈悯，神采欲生，璎珞花蔓，不可思议。”

从此段记载可见其制壶时使用雕塑、镂雕、刻绘等技法已达于纯熟，可以想见的是陈仲美大概把景德镇的瓷器装饰手法移植到了紫砂壶上，为推动紫砂壶装饰手法的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花卉果物制作，主要靠捏塑、堆雕的手法，使壶体装饰更具立体感，富有生活气息。有的壶上所雕物件甚至可以活动，比如鱼化龙之龙头，荷花壶之莲子等，惟妙惟肖，趣味盎然。

万历间宜兴文学家吴梅鼎所撰《阳羡茗壶赋》对这些明代大师的装饰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仲美之雕锼，巧穷毫发……正春肉好，而工疑刻画……求其美丽，争称君用离奇。……花蕊婀娜，雕作海棠之盒（沈君用海棠香盒）；翎毛璀璨，镂为鹦鹉之杯（陈仲美制鹦鹉杯）；捧香奁而刻凤（沈君用香奁）；翻茶洗以倾葵（徐友良葵花茶洗）；瓶织回文之锦（陈六如仿古花樽）；炉横古干之梅（沈君用梅花炉）。”

可以说，晚明时期以雕塑、镂雕、浮雕、贴花为主的紫砂装饰已基本成熟，为清代紫砂壶装饰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清初的许龙文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花货大家，“工于花卉、象生”，在日人奥玄宝所着《茗壶图录》中记录了他的多款茗壶，其中“倾心佳侣”一壶即采用了堆雕的装饰手法。又有项圣思，“能制陶杯，大于常器。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

把花货作品，也把紫砂雕塑类装饰手法推向极致的大师是康熙时期的陈鸣远。他综合雕塑、贴花、镂雕、浮雕等手法创造了“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神话。清代着名诗人、画家汪文柏的《陶器行赠鸣远》诗云：“荆溪陶器古所无，问谁作者时与徐。泥沙入手经抟填，光色便与寻常殊。后来多众工，摹仿皆雷同。陈生一出发巧思，远与二子相争雄。”

对于陈鸣远的创造，是可以和时大彬、徐友泉争雄的。而大文人査慎行用诗句直接描述经陈鸣远雕塑的花货作品：“梅根已老发孤芳，莲蕊中含滴水香”，可以说陈鸣远的壶艺已臻化境。《清代紫砂壶时代风格的流变》一文已对陈鸣远的装饰艺术多有论及，此处不赘述。

自陈鸣远的高峰而下，由于清中期文人壶和光素壶的兴起，花货所需雕塑类装饰手法并无创新，基本在陈氏的巨大阴影笼罩之下，偶有名手，如杨凤年等人亦无大的突破。只嘉、道间邵大亨所制鱼化龙壶声名远播，其后黄玉麟、朱可心、施福生等所制皆可观。

入民国，冯桂林、朱可心、裴石民等人亦擅花货，装饰老练，多有佳品。民国期间流行花货百果壶、百果水盂之类紫砂器具，但制作精美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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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善制此类百果壶作品的花货大师则属蒋蓉。蒋大师的作品除了具有陈鸣远对自然物象的艺术提炼之美外，最显着的特征是色彩的运用更为丰富。可能是受传统观念“形变色不变”的影响，陈鸣远的壶形虽千变万化、神鬼莫测，但色彩的变化并不明显。他似乎更为重视物的质感而不是色泽。

蒋蓉就不同了，她充分利用紫泥、绿泥、红泥的调配所产生的绚丽多彩的色调，着力表现物象的色彩之美，看上去她的壶更拥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这种美在她的牡丹壶、荷花壶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蒋蓉的花货作品更具有了现代审美意识，她把雕塑手法在色彩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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