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孟臣紫砂壶壶铭陶刻从壶底转移到壶身,是文人壶形象的标志。

对于文人壶的始作俑者,宜兴本地力推陈曼生。而著名陶瓷史家宋伯胤依据实物主张陈鸣远在壶身上陶刻创作了大量壶铭。我赞成宋伯胤先生从实物为证的史观。

以此观,我从2010年现身于河南紫砂艺术节的陈用卿“美人肩”壶,发现早在陈鸣远之前的1627年,即明天启七年,用古人的诗句“月明林下美人来”作壶铭,并陶刻于壶腹的正面中部,显眼、鲜明、突出。之后,我相继查到1627年至1637年的十年间,陈用卿创作了许多壶铭。因之,我以为陈用卿为“文人壶”的逐步完美作了开拓之功。

哲人言,天下事无独有偶。在研究紫砂老壶名的过程中,我无意中看到一代大家惠孟臣也于1627年前后,以古人诗句作了大量壶铭,只是壶铭都刻在壶底。作为时间的见证,其壶作有“天启丁卯年荆溪惠孟臣制”,也有“大明天启丁卯孟臣制”等,“天启丁卯年”即是1627年。作为壶铭有“水浸一天星孟臣”、“叶硬经霜绿孟臣制”、“烟村四五家孟臣”、“云入西津一片明”、“寸心千古秀”、“明月三人太白杯”等诗句,一般是在十几字组成的诗句、吉祥语,还有闲章,其下镌刻孟臣制,字体多为楷书,也有行书体,笔势灵动,韵味芊芊。

从大海里打捞出的外销壶中,有康熙年间的,也有雍正,乾隆,还有嘉庆,道光年间的孟臣款的功夫壶,直到改革开放后销往台湾的孟臣款标准壶,其壶底有许许多多的陶刻壶铭。惠孟臣紫砂壶的图片从1627年至今380余年,紫砂功夫壶的壶底陶刻壶铭已成为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也说明其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功夫壶、标准壶,其壶铭为什么不转移到壶身上来?可能是功夫壶的体量一般比较小,保留其微小表面的素素净净,似乎更符合人们的审美心理吧。

曾有资料说,时大彬就有壶底制作壶铭的作品,但目前还没有“标准器”。从有标准器而言,惠孟臣的壶底壶铭创作是比较扎实的。

对应不用一言,仅靠本体语言说话的光素器而言,那么有壶铭唱歌则是“文人壶”艺术形式的本质体现,陈曼生创作那么多“前无古人,后少来者”壶铭,正是宜兴力推他开创了“文人壶”的主要依据,那么,其壶铭的“容身之所”是不是可以分为“壶身载体”与“壶底载体”两种形式。若如此惠孟臣也是“文人壶”的开拓者。自然,时大彬若有壶铭创作的标准器,这一史观也站得住脚:时大彬时代就有“文人壶”的一种载体形式——壶底陶刻壶铭。

文人壶与文人画的发展一样,有一个过程。若壶底承载壶铭,也属于文人壶的范畴,那么“文人壶”的始作者,更不是陈曼生了。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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