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名家作品欣赏_漱石壶

“漱石枕流”的典故来自于洗耳一说,“洗耳”说明厌恶听某事。

《高士传·许由》中记载了许由听说尧要请他出任九州长的事情以后,却跑到颖水之滨去洗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隐逸之志。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孙子荆在向朋友表达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时,误将“枕石漱流”说成“漱石枕流”,而后解释“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后“漱石枕流”便成了向往无拘无束隐逸生活的代名词。

漱石壶从老壶型变化而来。形似高虚扁,挺拔峭立,壶钮为壶身桶的缩小,上下呼应,双层平盖,简洁明快,短弯流壮而有力,与小圆把左右互为呼应,折肩弯度大但过渡自然,整体衔接流畅,浑然一体。

此器整器无一石形,却何以“漱石”为名?

壶有以形命名,或以意命名。而此壶正是意在形先,以抽象结合想象的手法所制壶型。众所周知,紫砂由泥石而来,烧制后坚栗如石,尤以此壶来说,以陈腐经年之老紫泥为料,入高温窑烧制,成器后奕奕然有紫色泛出,真“紫砂”之色也!有此发色,更近卵石之色之质,更兼紫砂器本为茶器,以水冲茶后以水洗涤,正有“漱石”之意。

而此意对于“漱石壶”来说,只是肤浅表意。“漱石”真正要表现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隐、忍、敛、退”的精神品质,以“漱石”、“枕流”来表达这种情感,正是合适。

遥想古人高义,洗耳归隐,视名利如粪土,愈觉我辈羞愧。此正是这“漱石”壶之深切真意也!

清朱石梅有壶刻铭:“石可袖,亦可漱,云生满瓢燕者寿”。取壶,泡茶,燃香,云烟氤氲,吃茶多寿,清净无为,而得“漱石枕流”之隐逸真趣。
漱石壶清嘉庆 曼生铭 漱石壶 高:78mm 口径:70mm
壶底铭:『寒夜最宜当酒,乙亥夏日。曼生』 盖里有:『维松』小印章款。

冯其庸先生珍藏一件曼生漱石壶,此壶通体光素无纹饰,古朴大方,壶底刻有铭文较为新颖。铭文为『寒夜最宜当酒,乙亥夏日、曼生』等12字铭。盖里有『维松』小印章款。以上资料证实与陈曼生合作的人目前看来还有“万泉”、“友兰”、“维松”等人,可能还有未发现者。
黄玉麟 段泥漱石壶

黄玉麟 段泥漱石壶图片

黄玉麟 段泥漱石壶的图片清光绪 玉麐款 黄玉麟 段泥漱石壶
壶面铭文:『延年益寿』『安乐无极』
壶底铭文:『器坠于地,不可掇也,言出于口,不可收也,慎之哉。玉麐』

2013年底,初次见到这把壶底铭刻『玉麐』款的壶时,虽然从段泥的质料与壶的样式可以确知她是一把清代到民国初年的老壶,壶形还有些像虚扁壶,只是盖子是平盖式,因此有关此壶的相关信息还得再确认。只是因为这位壶商认定此壶可以上推到清代,因此开出的壶价颇高,只是大家都不识制壶者为何人?因此请其暂且保留,等他一个月后从大陆回来后再商议。之后就赶紧做功课:

一、“玉麐”-黄玉麟1862~1882年间的用款

玉麐这个署名,“麐”读不出来,但是知道陈曼生的好友中有一位郭麐(1767~1831年,字祥伯,号频迦,又号白眉生,晚号蘧庵居士,吴江诸生,资秉过人,曾游姚鼐门。应京试入都,金兰畦尚书以国士待之,因此名声大噪。下第南归后,以诗鸣江湖二十多年。工词章、善篆刻,间画竹石,别有天趣。为此,陈曼生最器重郭频迦,在曼生壶的设计制作中,一部分铭由曼生所为,但不少是由郭频迦主刻的。现在藏在上博、南博等处的曼生壶上都有“频迦”、“祥伯”的不少铭刻。)因此,从就此切入,查知“麐”同“麟”字,因此“玉麐”就是“玉麟”,也就是晚清制壶名家“黄玉麟”。

黄玉麟(1842~1914年)原名“玉林”,1856年满13岁时,从师邵湘甫,1859年出师时即青出于蓝。1862年20岁时改名“玉麐”,大约1882年前后,“玉麐”再改名为“玉麟”。1905年(清光绪31年),黄玉麟不幸中风,不能再制茶壶,以制作紫砂“假山盆景”度生。

附一:漱石壶质疑

2005年第2期《江苏陶艺》刊载拙文《制壶名家朱石梅的生年》一文。编者在此文之前,有按语曰:此文说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这是陈鸿寿(曼生)在溧阳为官(县令)的最后一年而郭若愚在本期中另文《制壶名家朱石梅的生年》一文中说:“陈曼生….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他作宰溧阳….略有出入,请读者再加考证”。

丁文未说“寒夜当酒”壶的出处,我查阅了一些图书,此壶原载《中国紫砂图录》(2000年北京商业出版社出版)第51页下图,壶名“漱石壶”,有说明:“清·嘉庆,高78毫米,口径70毫米。壶底铭:寒夜最宜当酒。乙亥夏日、曼生”。铭文在壶底,因图版太小,字迹不清。壶形似虎醇,而较扁。我对此壶作了研究,认为此壶非陈鸿寿(曼生)之作。兹述其疑点如下:

一、此壶无杨彭年之“彭年”印,及陈曼生之“阿曼陀室”或“桑连理馆”印。吴振棫《杭郡诗续辑》:“(陈鸿寿)今溧阳时仿龚、时两家法撰写为铭词,书而镌之,时有曼壶之称”。《阳羡砂壶图考》“陈鸿寿”条:“曼生公馀之暇,辨别砂质,创制新样,手绘十八壶式,倩杨彭年、邵二泉等制壶,为时大彬后绝技”。因此传世所见曼生壶,壶底均有“阿曼陀室”印,壶把底部均有“彭年”印。“漱石壶”无此两印,说明其非陈鸿寿和杨彭年所制之“曼生壶”。

二、此壶名“漱石壶”,壶形并非“石”形,而壶铭亦未见“漱石”字样,不知其为何名为“漱石壶”?按台北宋绪康先生藏有朱石梅所制紫砂壶一枚,壶面绘顽石一块,壶另一面有铭曰:“石可袖,亦可漱;云生满瓢燕者寿。”壶铭切壶图。此壶可称“漱石壶”。《阳羡砂壶图考》“陈鸿寿”条李景康按语:“至于切定茗壶并贴切壶形作铭者,实始于曼生。世之欣赏,有由来矣”。可知有“寒夜当酒”之“漱石壶”其制作者非曼生是很明显的。

三、此壶铭文只一句为“寒夜最宜当酒”。曼生壶铭只少有两句,而且必需押韵。如“合欢壶”:“蠲忿去渴,眉寿无割”。渴、割两字押韵;“春胜壶”:“宜春日,疆饮吉”。日、吉两字押韵;“天鸡壶”:“天鸡鸣,宝露盈”。鸣、盈两字押韵;“横云壶”:“此云之腴,餐之不 ”。腴、 两字押韵。“漱石壶”壶铭只一句,可见决非曼生之作。又曼生壶铭后多见“曼生铭”句,此壶只“曼生”两字,而且陈曼生之铭都书刻在壶面上,因壶底需盖“阿曼陀室”之印,不书壶铭。此壶完全不是“曼生壶”的风格。

四、“漱石壶”之“曼生”不是陈鸿寿(曼生),可能另有其人。或是冒署“曼生”以充陈鸿寿作品。但此壶之作,定在陈曼生之后世。此壶署年款“乙亥夏日”,这个“乙亥”,是光绪之年(1875年),不是嘉庆二十年(1815年)。丁文说: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这是陈鸿寿(曼生)在溧阳为官(县令)的最后一年。又说:“素善书画诗文篆刻的曼生公,在溧阳为官的最后一年为‘漱石壶’撰刻这一壶铭,是否想在他卸位之后,去过那种隐逸之士的悠闲生活”。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阳羡砂壶图考》“陈鸿寿”、李景康按语说:“(曼生)制壶,当在嘉庆二十一年左右,若道光朝制器,便非曼壶矣。但曼壶名著一时,故有用其铭翻刻者,亦有伪造铭刻者,是故赝鼎充斥,几与逸公子冶等量。然细辨其铭句、书法、刻工,则思过半矣”。这个说明,十分符合这枚“漱石壶”的情况,可惜铭文在此书上字迹不清,无法去审定是否是陈鸿寿之笔迹也。

附二:关于《“漱石壶”质疑》中若干疑点的探讨

二OO六年第一期《江苏陶艺》刊载郭若愚先生的《“漱石壶”质疑》一文(下称“郭文”),针对我在二OO五年第二期发表的《铭文赏析“寒夜最宜当酒”》一文中提到的“漱石壶”提出了质疑,认为“此壶非陈鸿寿(曼生)之作。”笔者愿就郭文所述的有关疑点进行探讨。

一、郭文疑称:“‘漱石壶’无杨彭年之‘彭年’之印及陈曼生之‘阿曼陀室’或‘桑连理馆’印”,“无此两印,说明其非陈鸿寿和杨彭年所制之‘曼生壶’”。诚然,所见传世“曼生壶”壶底多有“阿曼陀室”和壶把底部有“彭年”印,这确是鉴别是否“曼生壶”的一个标志。我同意陈诵睢先生给“曼生壶”下的一个定义:所谓“曼生壶”必须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条:

(一)陈鸿寿创作铭文并亲自镌刻在壶上。
(二)陈鸿寿创作铭文,由陈曼生的宾朋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等将其书刻在壶上并注明此铭文作者是曼生。
(三)铭文是陈鸿寿的宾朋所作,陈曼生将其书刻在壶上。(见《江苏陶艺·增刊》2005年12月)

这样的设定是有道理的。因为陈鸿寿不光是与杨彭年合作,他也曾请杨宝年、杨凤年、邵二泉等为其制壶,不论制坯者是谁,只要符合以上的条件之一者,均可称其为“曼生壶”。这与郭文引述吴振 《杭郡诗续辑》:“(陈鸿寿)令溧阳时,仿龚、时两家法制壶,撰写为铭句,书而镌之,时有曼壶之称”的说法是相符的。由此可见,单凭“无此两印”恐怕还不能判定有曼生制铭的“漱石壶”就不是“曼生壶”。

二、郭文疑称“此壶名‘漱石壶’,壶形并非‘石’形,而壶铭亦未见‘漱石’字样,不知其为何名为‘漱石壶’”?“切定茗壶并贴切壶形作铭者,实始於曼生,可知有‘寒夜当酒’之‘漱石壶’其制作者非曼生是很明显的”。不错,“曼生制铭多能切壶切茗兼切壶形,尤为独到”。(《阳羡砂壶图考·凤坡》。然而,并非所有曼生壶铭都能做到切壶切茗兼切壶形。就以郭文所引“石可袖,亦可漱,云生满瓢燕者寿”壶铭为例,此壶铭以“石”喻壶,切壶切茗,但不切壶形。尽管“壶而绘顽石一块”,然而,壶形并非“石”形,所以并不兼切壶形。给此壶取名为“漱石壶”绝非依形取名,而是取典故“漱石枕流”的引伸之意。

综观历代紫砂壶艺人为壶取名,主要是以形取名,也有对象形壶名以引伸法取名,还有以抒情法、用典法取名。壶底铭为“寒夜最宜当酒”的“漱石壶”,铭文中既无“漱石”字样,壶形并非‘石’形,何以取“漱石壶”之名呢?铭文“寒夜最宜当酒”语出宋代诗人杜耒之诗句:“寒夜客来茶当酒”,铭文作者略去“茶”字,显得十分含蓄,给人以想象:是什么最宜当酒呢?自然是“以茶当酒”,那么茶(水)又在何处呢!当然在茗壶之中,因此,就引伸出含(茶)水洗漱壶之意。而紫砂壶材质为紫砂泥经高温烧结后,其坚硬如石,所以紫砂壶中有“石铫”、“石瓢”之称谓。既然,砂壶质如石,含(茶)水洗壶自然可称之为“漱石”了。此壶铭虽未能贴切壶形,但不能就以此否定此壶是曼生之作吧。

三、郭文疑称“漱石壶”壶铭只一句为“寒夜最宜当酒”。曼生壶铭至少有两句,可见决非曼生之作。笔者认为,说“漱石壶”壶铭只一句不假,但说“曼生壶铭至少有两句”就不符事实了。这里不妨再引述两例“只一句”的曼生壶铭:“一壶不如一柱。曼生”这是曼生“柱础壶”的壶身铭。“竹里半炉火活。曼生”。这里曼生“合盘壶”的壶身铭,可见,说“曼生壶铭至少有两句”,如若“只一句”就“决非曼生之作”。这个结论是否太武断了吧!郭文又疑称:“曼生壶铭后多见‘曼生铭’句,此壶只‘曼生’两字,而且陈曼生之铭都书刻在壶面上…..此壶完全不是‘曼生壶的风格’”。其实,在曼生壶铭后不仅多见“曼生铭”句,而且在曼生壶铭后只书刻“曼生”两字的也不少见。如:上面引述的。

“柱础壶”和“合盘壶”壶铭。又如“方壶”壶铭:“外方内清明,吾与尔偕亨。曼生”.
“百衲壶”壶铭:“勿轻短褐,其中有物,倾之活活。曼生。”
“瓦镜壶”壶铭:“日之光,泉之香,仙之人,乐未央。曼生。”
“半球壶”壶铭:“梅雪枝头活火煎,山中人兮仙乎仙。曼生。”
“方壶”壶铭:“平壶留小啜,余味待回甘。曼生。”

还可以列出一些。如果按照郭文的断言,上述这些“曼生壶”都不具备曼生壶的风格了,如此结论未免言过其实了。至於说到陈曼生之铭都书刻在壶面上,而“漱石壶”则是壶底铭,的确,“壶底铭”在已知的“曼生壶”中实属罕见。不过能否就以此断言此壶“决非曼生之作”,看来还须慎重。

四、郭文疑称:“‘漱石壶’之‘曼生’不是陈鸿寿(曼生),可能另有其人。”并断言:“此壶之作定在陈曼生之后世。此壶署年款‘乙亥夏日’这个‘乙亥’是光绪之年(1875年),不是嘉庆二十年(1815年)。”郭文的怀疑,一下子将此壶的制作的时间往后推迟了六十年。那么,郭文的怀疑有何依据呢?原来郭文引述《阳羡砂壶图考·陈鸿寿》李景康按语中的推测:“(曼生)制壶,当在嘉庆二十一年左右,若道光朝制器,便非曼壶矣。”根据这一推测,显然制作于嘉庆二十一年前的“漱石壶”就不是曼生之作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曼生壶的传器中确有嘉庆二十一年之前的曼生之作。

据《阳羡砂壶图考·陈鸿寿·传器》载:邓秋枚《砂壶全形拓本》刊曼生提梁壶一具,铭识有七行,皆隶书,曰:“左供水,右供酒,学仙佛,付两手。壬申之秋,阿曼陀室铭。”提梁壶底有阿曼陀室印,印上有眉字隶书,尤为别致。 下有彭年小章。查“壬申”为嘉庆十七年,若按郭文的观点,此曼生提梁壶的署年款“壬申之秋”岂不是也要往后推迟六十年,这个“壬申”是光绪之年,而不是嘉庆十七年。“提梁壶”之“阿曼陀室”不是陈鸿寿的“阿曼陀室”,可能另有其人,冒署“阿曼陀室”以充曼生之作。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郭文以《阳羡砂壶图考》作者李景康的推测:“(曼生)制壶,当在嘉庆二十一年左右”作为判定紫砂茗壶是否曼生之作的时间标尺,看来是靠不住的。郭若愚先生是国内知名文博学者,对紫砂文化的研究造谐颇深。“漱石壶”是否是曼生之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并望能得到郭先生的赐教。如果有新的资料能准确判定此壶的真伪,将是令人高兴的。

除了漱石壶,陈曼生还自己动手创作了一大批造型文雅、做工精致、刻铭镌永的紫砂茗壶——陈曼生和杨彭年合作曼生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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