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子冶和他的子冶石瓢

子冶石瓢文人都喜欢子冶壶。那是石瓢壶里的一款,洒脱,刚韧,仿佛一满腹经纶之名士,布衣草履,满脸沧桑却又神情恬淡。懂壶的人知道,那壶后站着一个人,瞿子冶,名应绍,清嘉庆、道光年间人,上海名士,贡生,官至玉环同知。

史书记载中的瞿子冶工诗词书画,且擅金石、精鉴赏、嗜壶艺。一个入世的为官之人有了这些嗜好,就会慢慢看轻仕途,进而视那些官场方术为粪土。

瞿子冶和陈曼生一样,喜欢把紫砂像命根子一样玩。明末清初以后的江南文人,进则厕身官场,结党营私,同流合污;退则隐居江湖,逍遥逃避,醉生梦死。滔滔乱世,何处去寻理想支柱和精神寄托?紫砂壶,等于是文人精神上的一个知己,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亦有关系。

何谓“隐逸”?古代为官之人,有仕途不畅之隐;而超脱之雅士,则有怡情忘怀之隐;期待明君识己之人,亦有蛰伏之隐。这种种隐逸背后,其实也有诸多不便言说的诉求。大隐也好,小隐也罢,皆是为了“独善其身”式的精神解脱。隐于酒,易伤身;隐于狂,易伤神;隐于壶,则神志通透,万事悠悠。

私下里,文人们有一句玩笑话:壶中虽无颜如玉,一杯清茗可倾心。那倾心佳侣,比得上绝色小妾!

论官,瞿子冶比陈曼生当得大,史料说他是“玉环同知”,属地方政权厅一级长官。按这样的说法,瞿子冶怎么也算是个正厅级,所以他要玩紫砂,具备比陈曼生更好的条件。

陈曼生玩紫砂,玩出了“曼生十八式”,这个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一个县令所能有的知名度。瞿子冶在上海,消息灵通,场面也大。对陈曼生,他肯定是非常心仪的,上海离宜兴并不远,但他起初不愿像陈曼生那样,在宜兴窑场一呆就是数月。

他是有条件把中意的紫砂名工请到自己家中的,按照他的意愿,慢慢地制壶。而在那些自己喜欢的紫砂壶上题句刻画,对瞿子冶来说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子冶石瓢与陈曼生不同的是,瞿子冶的性情更疏放豁达些。他题句刻画往往不受壶面所限,甚至在壶上横书,如同骏马而纵横驰骋。他喜欢在壶上画竹,那竹,狂放而又虚静,枝叶挺韧,情致斐然;竹枝往往从壶面连及壶盖,可谓竹荫蔽日,纵逸豪放。那些壶上的题句刻画,或由瞿子冶自己亲篆,或由友人邓符生摹刻。

这个邓符生也是沪上名士,刻功十分了得。他懂壶,更懂瞿先生。瞿子冶与紫砂名工们合作的壶,均由他来往传递并且督造。一把壶,定制在上海,烧制在宜兴,邓符生不厌其烦地来回跑。那些窑场轶事,经邓符生一描绘,立刻变得活色生香,让瞿子冶听着高兴。于是瞿子冶就有了一趟又一趟的宜兴之行,他与紫砂名工们的见面,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篇章。

瞿子冶的传世之壶是一款子冶石瓢。传说系瞿子冶与名工杨彭年合作。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那把曼生石瓢壶,也正是杨彭年与曼生合作,曼生设计、彭年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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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子冶与杨彭年合作,从一开始就是默契的。与温雅笃厚的曼生式石瓢不同的是,子冶石瓢透现着一股刚韧之气。如果说,曼生石瓢的特点是讷朴、内敛,那么子冶石瓢则抑扬顿挫,大气凛然,体有一种俯仰天地间的气度。

子冶一出,追捧者日盛,那些喜欢清赏的风雅士人,简直趋之若鹜。所谓一壶千金,绝非妄言。后来瞿子冶干脆称自己为“月壶”,并自印了一本《月壶题画诗》,比起今天的“自费出书”,瞿先生要高雅得多,因为,毕竟有那么多的壶迷追捧。这薄薄的一册,记述了他与紫砂的生命情缘,也记述了一个清高孤傲的文人的心路历程。

陈壶紫砂认为,瞿子冶制壶,应是陈曼生之后的第一人。子冶石瓢,是紫砂中一名款,壶在人在。无论岁月沧桑、世道嬗变,瞿子冶都在那一款壶的深处优雅地品茗论道,挥斥方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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